王志宝：男，1939年6月生，汉族，中共党员。1963年至1975年任内蒙古牙克石林管局基建处技术员。1975年至1986年历任内蒙古牙克石林管局副处长、副局长、副总工程师。1986年至1998年林业部计划司副司长、司长、副部长、党组成员。1998年至2000年任国家林业局局长、党组书记。2000年任国务院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绰尔林业局工作。这期间，我和全国所有企业的领导者一样，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一名改革开放的实践者。
绰尔林业局是文革的重灾区，1977年6月，我任林管局机电处副处长时，参加了林管局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记得当时绰尔林业局在会议上做的检讨内容让我很震惊：文革10年，企业累计亏损1867万元，企业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成为林区最落后的一个林业局。
没想到，5个月后，林管局党委任命我为绰尔林业局局长。接到命令后，我对要改变绰尔林业局的现状遇到的困难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也充满了信心。信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我懂管理。我1963年毕业于吉林电力学院，和妻子一起分配到林区，在基建处工作，参与了根河电厂、甘河电厂、林区电网的建设工作，不仅经受过艰苦的生活，也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二是林管局对绰尔林业局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大规模调整，9月，于建国被派去任党委书记，他从1952年就到林区从事财务工作，曾在林管局财务处任副处长，是从基层一步步走到领导岗位的干部，我想，我们互相了解，一起合作一定能改变绰尔的面貌。
虽然有了心理准备，但到了绰尔林业局后，当时状况还是让我大吃一惊：公路是林业局木材生产的生命线，可全局少的可怜的公路坑坑洼洼，没一条能适应生产需要的。林场，担负着木材生产和抚育伐生产的主要任务，可全局仅有的三个林场没一个成型的。工队是最基本的采伐育林生产单位，可是，全局竟然连一个能达到正常开工生产要求的都没有。任务完不成，以前个别局领导就采取“收购”的办法，不管干部、职工还是家属，也不管采用什么手段，只要弄下山来一立方米木材就给二十元钱，结果造成了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这种不为子孙后代着想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上级领导机关的点名批评，林业部也曾为此全国通报。50年代、60年代用极低的造价盖起来的“木刻楞”，本来就不能持久，再加上十年内乱期间严重失修，就越发破乱不堪了。歪歪斜斜的房屋，斑驳的墙皮，残缺不全的木杖子，随处可见的垃圾粪便，肮脏破乱得简直不堪入目。办公室里没有椅子坐，干部们便找来木墩立在桌前，有心宽的幽默者还给这种“原始型座椅”起了个顶顶尊贵的雅号——“龙墩”。孩子上学，要自带凳子、灯泡、钉子和烧柴，这叫“上学四带”。病人住院，要自带被褥、暖壶、灯泡和药品，这叫“住院四带”。山上的小工队，工人们住的帐篷，夏不遮雨，冬不御冰寒。睡的是条秆铺，吃的是玉米面窝头加“三白”——白菜，白水和白盐。
那时，左倾思想仍禁锢着职工干部的思想，要想让绰尔旧貌换新颜，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突破条条框框，走一条适合林业局发展的路。1977年末，还没有“改革”这一说法，一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基本任务，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的所作所为顺应了国家发展的大趋势。
在1977年末1978年初“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形势下，我和于建国果断提出把生产作为林业局的第一件大事，在一个季度内改变连续10年亏损的状况。为激发涣散的人心，鼓舞斗志，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每人上缴一根冰棍钱。当初一根冰棍刚5分钱，每人只上缴微不足道的5分钱，这句口号深深触动了干部职工。一些职工流着泪和我说：“作为林业职工，每年连一根冰棍钱都不能上缴给国家，还年年亏损，我们还算什么国家的主人？”就这样，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被激发起来了。
记得当时，我是一天当几天用。四人帮刚刚粉碎不久，每天，我一方面组织参与“揭批查”运动，把文革对林区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对职工群众进行宣传，把被文革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另一方面忙着抓生产，整个一个冬天，我跑遍了各个工队，饿了，和工人们一起吃玉米面窝头，困了就在工棚和工人们挤在大通铺上睡一晚。
在全局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冬，林业局以超额441立方米的成绩完成了木材生产任务，不仅甩掉了亏损的帽子，还上缴了2300元。别小瞧这区区2300元，钱虽少，但却让所有绰尔人激动不已：我们不再拿亏损补贴，反而还为国家上缴做贡献了！1978年底，林业局跨入到大庆式企业的行列。
完成林管局下达的木材生产计划，这只是我们走出的第一步，要想让绰尔林业局大变样，还有许多工作要做。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我和林业局班子成员一起认真学习了全会报告，领会了全会精神，在思想上彻底摆脱了左倾思想，开始在企业改革方面进行实践。
增加职工收入需要钱，改变职工生活需要钱……钱从哪里来？仅仅依靠每年8万立方米的木材生产任务所创造的利润是远远不够的，只能是杯水车薪。
经过调查，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林业局近万户家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原木黑材”垛。所谓“黑材”是普通职工未经企业允许，自己上山私自采伐的木材。当时，国家对个人木材采伐管理并没有现在这样严格，一些职工为了解决烧柴问题，就自己上山砍木材，拉回家用。
这些木材被白白烧掉，让我十分心痛。我琢磨出个办法：把这些“黑材”一律没收，进入贮木场销售，所有局址进出口都设堵卡站，见到拉木材的也一律没收。这样做既使森林资源不被烧掉，还能使企业增加收入。
把这个思路端到林业局会上后，有的同志提出疑问：“国家没相关政策允许这样做，能行吗？”班子成员经过反复讨论后达成共识：“只要对国家、对企业都有好处，我们就能干。”
林业局开始大规模没收“黑材”，开始职工群众很不理解，我们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同时，我们还从煤矿购进了燃煤，以10多元一吨的价格向职工群众供应，并用车送到家去，由贮木场向职工群众提供墩根、截头等剩余物，制材厂向职工群众提供板皮、板条、锯末，通过这些措施解决了职工群众的烧柴问题。
没想到，我们竟然收到木材10万立方米，比林业局一年的产量还多。销售这些“黑材”林业局得到近4000万的收入。4000万在当时，对企业来说绝对是笔巨款。有了这笔钱，我们之后的工作就好干了。
我们用这笔钱，从长春一汽购买了50台解放车，将原来的破旧的运材车全部报废，当时一台汽车售价1.4万元，所花费用刚70万元。又花了100多万元，购买了J50拖拉机、吊车等生产设备，没用国家投入一分钱，使绰尔林业局的生产机械设备成为全林区最好的。
我们还用这笔钱改善了职工群众的生活环境。绰尔林业局所在地塔尔气是个不足两万人口小镇，当时全镇没一条能走自行车的道路，由火车站到镇里的三、五百米路，夏天下雨后，不穿雨鞋根本进不去镇里。我们制定了建设规划，修建９条１２米宽的主街道，总长度达7340米，５米宽的巷道和4米宽的通道103条，总长度达3.3万米，镇里主要街道修小桥１座，涵洞16个。打通街道需拆除74户住房和大量的仓房，我们做了大量复杂难做的思想工作，取得了这些拆迁户的支持，妥善解决了他们的实际问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条条砂石路修好了。雨后的砂石路和城市里的柏油路一样整洁。当时，林业局职工大多数住板夹泥房子，我们开始建砖房，建住宅楼。当时，一块砖1毛钱，我们建了砖厂，自己生产的红砖成本刚3分钱。我们还在林场、工队建了图书室、饭厅、开水房。工队的工人吃上了大米饭，电影放映队每个月到工队五、六次放映电影。没用多长时间，绰尔林业局的环境彻底变了。
当时，职工工资是固定的，不容许企业自己涨，我们就用这笔钱多分福利，尽最大可能改善职工的生活。1978年，绰尔林业局白菜、土豆绝收，我们组织了40辆车，从外面为职工群众拉来了蔬菜。我们购进了大米、白面、猪肉、牛羊肉分给职工，当时，职工分得的福利价格比工资还要高。
1979年，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将林业局农场的土地分给职工承包，收成归职工自己，企业不再投入，也不要收成。此举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到秋天，收了几万斤土豆和大白菜。他们又来找我，让我帮助卖菜，我二话没说，把蔬菜都收购了，分给职工，从此后，再也不用组织车辆到局外买常用蔬菜了。
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当时的环境下，人们对新事物的认知程度不一致，对一些改革措施有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正当绰尔林业局蓬勃发展之时，林管局、自治区也接连不断地接到有关我的告状信。告状信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没收的“黑材”销售后钱款应该上缴国家，不应该企业自己留用；二是机械设备报废没经过审批，违规了。接到举报后，有关部门先后5次到林业局进行调查。
我对调查没有丝毫不安，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首先我没有往自己腰包揣一分钱。当时，我虽然是林业局局长，但我的月工资是固定的，和大多数机关干部一样不足百元，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到基层检查工作，我吃的是两菜一汤的工作餐，还按规定交了伙食费。在林业局食堂和普通职工吃的一样，每月交25元饭伙钱；其次，我觉得不能因一些条条框框耽误企业的发展。“黑材”被职工群众白白烧掉不觉得可惜，怎么收归企业为企业创造效益就成了错误呢？当时国家并没规定对这样的“黑材”如何处理，我们销售后取得的钱款用于企业发展，用于改善职工群众生活，怎么能是错误呢？老旧的机械设备早过了使用年限，但因国家无资金投入，致使一直带病作业。如果我们按报废程序走，两年都办不完，两年一直使用破旧的生产设备对企业意味着什么？企业怎么能良性发展？在这方面，我觉得即使违规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关键的是，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是，企业不仅摆脱了10年亏损的状况，还在最短的时间里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职工生活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我觉得我们的做法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调查组将绰尔林业局的情况向自治区相关部门汇报后，不仅在自治区引起了争论，还吸引了国家媒体的关注，一位记者拿中宣部的介绍信来林业局采访了我，回北京后，他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在国家级杂志发表，对绰尔林业局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这以后，国家下达了一个文件，规定老旧汽车报废可不用审批，自治区主要领导对绰尔林业局的改革也进行了肯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直属《实践》杂志1983年第四期刊发了长篇通讯《闪耀吧，绿色的星》，将绰尔林业局的改革经验在全自治区进行了推广。
现在想起来，我在绰尔林业局能干出一番成绩，和我们整个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是分不开的。于建国是经济师，我和副局长李茂、冯宝聚都是工程师，我们班子中没有一个超过50岁的。我们提拔了50多名中青年干部到科室、林场乃至林业局领导岗位上来，其中90%以上是大中专毕业生。
1983年，我调到林管局任副总工程师兼计划处长。1985年8月任林管局副局长。这期间，又经历了林区改革的一个关键期。上世纪80年代中期，林区“两危”已经开始显现，林区面临着为了企业的经济效益继续开发原始林还是为了生态效益保护原始林两难境地。
永安山、乌玛、奇乾、吉拉林、杜博威是林区五个规划要开发的林业局，面积达10万公顷，是我国唯一整块的未开发的原始森林。当时，开发建设这5个林业局已经进入议事日程，我是不同意开发建设这5个局的，并拿出了适度开发的具体方案。
1984年，林业部“两危”调研组在吉林、黑龙江调研后来到林区，我向他们汇报了林区的情况，并提出了自己针对“两危”的建议。调研组成员对我的建议十分感兴趣，向林管局提出，把我抽到调研组，在林业宾馆形成了向林业部共10大条40小条的调研报告。这之后的1985年，林业部在黑龙江省桃山林业局召开治理“两危”工作会议，向林管局下文要求党政一把手和我参加。我和穆伦书记、蔡延松局长一起到了桃山，一下火车，我便被会议组接走，成为时任林业部部长杨忠的小智囊班子的一员。会议结束后，我和穆伦书记、蔡延松局长一起回到了林区。会议结束后，杨忠部长又在黑龙江进行了考察调研，之后，来到了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在林管局，杨忠部长要求听取北5局的情况汇报，林管局把我从家找来，我在会议室把我对北部原始林区开发的思路向杨忠部长进行了40分钟的专题汇报。后来，北部５个规划局并没有开发建设，为国家留下了一片绿色资源。
杨忠部长离开林区之后，向林管局提出把我调到林业部工作。开始时，自治区不同意我调转，想把我留在自治区另有任用。后来，杨忠部长和时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周惠进行了沟通，1986年，我离开了工作生活23年的林区，调到了林业部任计划司第一副司长，一年后，我被任命为司长。